原标题：鲁迅的买书与卖书亚星三公

【著书者说】

《鲁迅的书店》是我对于鲁迅微不雅究诘的第五本专著。前四分内别是：《鲁迅草木谱》《鲁迅的饭局》《鲁迅的封面》和《鲁迅的门招牌》。二十多年读鲁迅，唾手为文，比物丑类，竟分娩五本系列作品，且获取了鲁迅长孙、鲁迅文化基金会会长周令飞先生的关注存眷，很出我的不测。我以这五本“微不雅鲁迅”小后果向大先生请安。得失自有读者评判，但无心插柳至此，岂非“但行功德、莫问前景”之谓乎？

《鲁迅的书店》以书店为切入点究诘鲁迅。上卷以时分为轴，究诘了与鲁迅关系密切的28乡信店，侧重于鲁迅与书店之间的互动。下卷以话题为踪迹，究诘了鲁迅购书、抄书、订书、藏书的一些史实。

北京鲁迅博物馆1959年编《鲁迅手迹和藏书目次》默契，鲁迅的藏书揣度1.4万余册，其中华文线装书计946种7704册。这天然无法比较其时的藏书界绅士如张元济、傅增湘，也不可与华贵绅士刘承干、袁克文的藏书相比，然则，鲁迅用他的藏书弘扬的功效，迸发的念念想火花，创造的精神钞票，在当代体裁史乃至学术史上，却创造了一个岑岭。鲁迅买书藏书、抄书补书、卖书易书，营业抄补之间，反馈着鲁迅对史籍的魄力以及治学作文作念东说念主的魄力。

卖奖章买书

鲁迅在南京矿务铁路学堂念书时相当吃力。该校治安每月一小考，成绩优秀的，就发三等奖章；积了三个三等的，换发一个二等奖章；积了三个二等的，换发一个头等奖章；终末，三个头等奖章可换发一个金质奖章。全班得过这种金质奖章的，唯有鲁迅一东说念主。

鲁迅获取金质奖章后，并莫得戴起来炫夸，而是拿到饱读楼大街卖了。鲁迅说：“金牌是不错花钱换的，要什么方法就不错买什么方法；再说金牌充其量只可暗示其时的学习成绩，它不成解释我改日成绩的好与坏；况且金牌保存起来，它恒久只是一块金牌，金牌再也变不出其他的东西来。弄得不好，反会使东说念主加多虚荣心，孳生骄气，从此不再上进。而从书里，却不错获取常识。”(杨霁云《琐忆鲁迅》)

卖了奖章，鲁迅买回几本可爱的书和一串红辣椒。每当念书读到更阑东说念主静、天寒体困时，他就摘下一只辣椒，分红几片，放在嘴里咀嚼，直嚼得额头冒汗，满身发暖，困意舍弃，于是又捧起书攻读。

在此工夫，鲁迅买了这几年最喜欢的《天演论》。这是一本宣传达尔文进化论的书，是维新派费事东说念主物严复笔据英国有名生物学家赫胥黎的《进化论与伦理学》译述的。这本书花去了鲁迅500文钱，进化论念念想不仅成为鲁迅宇宙不雅的基础，也为他的中外文化比较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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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买“大抵常本”

鲁迅无意成为有益的藏书家。鲁迅藏书的特色，一方面是和蔼，在经济允许的情况下奋勉搜求；另一方面是实用，并不精采宋刊元椠。鲁迅保藏的华文线装书、经史子集等常见书基本完备，传奇够得上善本方法的也唯有21种，更多的则是粗俗的版块。许广平20世纪40年代在《鲁迅藏书一行》中回忆：“国粹方面各式类书、丛书也占了一些地位，但似乎并莫得什么正经的海内孤本……或则因为鲁迅先生平时对于善本、珍本的购买力只怕许多。”孙犁在新中国开荒后笔据《鲁迅日志》中的“书账”，寻购鲁迅所购之书，就颇有得益。

鲁迅所买之书亚星三公，用他我方的话讲，是“大抵常本”。

鲁迅不是“唯版块论者”。他也不是不想买版块优、品相好的古籍，但囊中憨涩，故所买都是低廉的簿子，只消能用，何足道哉。对此他亦然无奈的，是以日志中经常出现“惜”“劣”“恶”这么的字眼。比如，1912年12月21日，“午后……又往留黎厂(即琉璃厂，下同)……又觅得《晚笑堂画传》一部，甚恶，亦以七角银购致之，以供临习”。对书不欢然，但尚能临习，是以买下来了。

1912年年终，鲁迅盘货书账，发出了如下欷歔：“京师视古籍为骨董(即古董)，唯鼎力者能致之耳。今东说念主处世无谓念书，而我辈复无购书之力，尚复月掷二十余金，打理破书数册以自怡说(同“悦”)，亦好笑叹东说念主也。”

这一欷歔中既包含着无力致之的无奈，又有“打理破书数册以自怡说”的自娱自乐。这一年是鲁迅在讲授部任职的第一年，半年实习期只可领津贴和半俸，年底转正后才定下每月220元的薪资，全年总收入近1500元。书账中所记“百六十余元”已卓绝了他年收入的10%。

到了1913年3月16日，星期休息，“下昼整理竹素，已满两架，置此何事，殊自笑叹也”。一边自嘲，但也曾一边买书，1913年年终盘货，全年买书共花去310.22元，月均25.85元。

北京时间，鲁迅购书于1916年达到峰值，全年共耗尽496.52元。1919年11月21日，鲁迅绝顶家东说念主迁入八说念湾11号，有了固定的住所，同期，他与周作主说念主的藏书也日渐丰富。竹素加多了，书架天然也要加多，1920年7月24日，鲁迅“买书架六。下昼整理竹素”。

但这一藏书念书教书写书的安心地点于1923年7月遭遇重创。这一年7月14日，周氏昆季成仇。之后，鲁迅生活治安重构，心思暗澹，购书断崖式着落，1923年全年购书149.2元，1924年全年仅为99.24元，“每月平匀(同“均”)八点二八六元耳”。月均仅为8.286元，一个“耳”字，包含着诸多东说念主生无奈、世事沧桑的心酸。

1924年5月，鲁迅迁入宫门口西三条巷子21号，过了两年，他又买了一个书厨：1926年8月14日，“午往小市买书厨一个，泉十元”。书厨的加多见证着藏书的加多。鲁迅日志中记载买书厨仅两次，此次以外，另一次是居住在上海时的1927年12月23日：“买书厨一个，泉十元五角。”其时，鲁迅迁入景云里23号不久。

1936年10月12日，鲁迅给我方的学生和同乡宋紫佩写信，委用他去西三条巷子查找元东说念主王祯所著《农书》。诚然离开北平已有10年，距上一次省亲相距也已4年，但鲁迅对西三条巷子书厨中的藏书散播也曾铭记相当了了：“客厅中有大玻璃书厨二，上部分三层，其上二层都中国书，《农书》或在其内。”同期，对这部书的外不雅也描写得相当了了：“此书外不雅，系薄薄的八本(大本)或十本，湖色绸包角，白纸印，一望可辨简略。”其时距鲁迅殒命仅有一周。躬行计较之家、往往摩挲之书，远距离疏通学生搜捡，竟如亲见，令东说念主感佩。

鲁迅在北京的14年时分里省吃俭用，用近4000元来买书。到上海以后，鲁迅的生活冷静下来，也有踏实的居所，还有有益的藏书室，书买得尤多，一年常在800元以上，1930年达到峰值，为2404.5元，月均200.375元，而5年前他购买北京阜成门内西三条巷子中的那套四合院，才花了不到1000元。

1934年7月10日，鲁迅作《买〈小学大全〉记》一文，记载了我方在上海四马路买到一部清朝禁书《小学大全》的情形，惊羡：“线装书真实买不起了。乾隆时候的刻本的价钱，着实等于那时的宋本。明版演义，是五四通顺以后飞涨的……至于清朝禁书，则即是宝贝，即使并无足不雅的文章，也常要百余元至数十元。我向来也走走古书坊，但对于这类宝书，却从不敢作痴心休想。”

鲁迅不以最佳的簿子为搜求指标，所见均是往往古籍往往材料，但即使很粗俗的版块，鲁迅也能弘扬其最大的功效。比如鲁迅著《中国演义史略》是我国演义史究诘的开山之作，到鲁迅殒命的1936年10月印行11版。对于这本具有首创和奠基道理的文章，鲁迅说：“提及来也忸怩，我诚然草草编了一本《中国演义史略》，而家无储书，荒僻旧刻，所用为良友的，着实都是翻刻本，新印本，以致至于石印本。”在另一处，鲁迅也说：“我的《中国演义史略》，是先前为了教书糊口，这才无间编成的，其时限于经济，是以征集的竹素，都不是好簿子。”

飞花落叶都是武器，脱手均是锦绣文章亚星三公，这才是顶尖妙手。

抄书补书

鲁迅是晚清民国时间确立最大的“抄书家”之一。

鲁迅小时候不仅醉心念书，还喜欢抄书。他抄过许多书。单是对于草木虫鱼方面的书，便抄了《野菜谱》《释草小记》《释虫小记》，况兼实施到了《茶经》《耒耜经》《五木经》等。显着，抄书使他获益匪浅。他的牵挂力那么好，读过的书持久不忘，这与他抄书的爱好是密切干系的。况兼抄书的好习尚，也变成了鲁迅很强的比较、校勘、钩千里的智商。

鲁迅一世抄书的数目，最保守的统计，其字数至少也在100万字以上。仅1915年至1918年，其抄录古碑一项就达790种，近2000张。对甲骨文、金文、真、隶、篆、草各式字体，他都摹写得惟妙惟肖。大都的抄写，对鲁迅的书道是很好的磨练。

比如：1915年3月29日，“夜景(同“影”)写《秦汉瓦当翰墨》一卷之上讫，自始迄今计旬日”。4月10日，“至清秘阁买纸笔，合一元。晚写《秦汉瓦当翰墨》一卷之下讫，计十二日”。17日，“午后往史籍分馆还《秦汉瓦当翰墨》并托丁(同“订”)书”。这是耗尽了22天抄写完《秦汉瓦当翰墨》后，趁机让史籍分馆装订。

卖书易书

鲁迅爱买书藏书，偶尔也卖书易书。

第一种情况是卖书救穷。

鲁迅很有计较头脑，在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一文中，鲁迅回忆说念，他小时候用一种“荆川纸”蒙在演义的绣像上，画了《荡寇志》和《西纪行》的绣像，都有一大本。“其后，因为要钱用，卖给一个有钱的同窗了。”那位同学的父亲是开锡箔店的。

1913年7月13日，鲁迅在绍兴奎元堂以24元的价钱买到过一部明代毛晋汲古阁所刻《六十种曲》一部八十册。8年后的1921年4月7日，鲁迅经济困难，就把这套书以40元的价钱卖掉了，本日日志云：“上昼卖去所藏《六十种曲》一部，得泉四十，午后往新华银行取之。” 鲁迅将《六十种曲》从绍兴带到北京，保藏八年赚了16元，足见鲁迅生活和变通的智商很强，是可圈可点的。

鲁迅卖书救穷，也有因价钱不如意莫得成交的情况。比如明手本《立斋闲录》，“因为肚子饿得慌了”，想卖给我方的顶头上级、北洋政府讲授总长傅增湘，傅氏不但让鲁迅跑了三四趟，杀价还很重，只出了8块钱，这桩营业就莫得谈成。

第二种情况是汰冗剔旧。

鲁迅日志1916年1月15日，“下昼往留黎厂以山东金石保存所臧(同“藏”)石拓本之陋者付敦古谊，托卖去”。敦古谊是琉璃厂的一家碑本店，常上门给鲁迅送造像拓本。“拓本之陋者”，也即是陋拓本，即拓得不好或莫得什么价值的拓本。从性质上看，这属于剔旧。从此举可知，鲁迅对拓本的品性条目很高。到了1918年10月21日，鲁迅与敦古谊又发生了一次交易，有买有卖。卖出《禹陵窆石》，又添了3元买了造像。等价交换，多退少补，读来颇多情性。

第三种情况是科罚劣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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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18年7月31日，鲁迅“畴昔邮局以券二十三枚引换《殷墟卜辞》一本，阅之，甚劣”。这部被鲁迅评为“甚劣”的《殷墟卜辞》，是加拿大东说念主明烈士编印的，1917年3月上海石印。鲁迅对于是书评价甚低，又嫌其价贵，故于9月21日，“托刘半农卖去《殷墟卜辞》，得日金券廿元”。鲁迅对甲骨文的辩认有特别功力，这类价钱颇昂又低劣的竹素被科罚，当无不测。

第四种情况是出售我方的作品。

上海工夫，鲁迅也卖书，但大多是售出我方的作品集，不论是原价卖也曾打折卖，都属于计较性步履，和农夫卖出田庐的食粮莫得什么差异，比如：1932年4月27日，“午后付光华书局《铁流》一八四本，《撤废》一○二本，五折计值，共二三○元八角，先相差票百元”。

第五种情况是快速易手。

1935年1月10日，鲁迅买得《饮膳正要》一部三本，价一元。然则这本书在鲁迅家只是放了今夜，第二天就被鲁迅原价卖给了日本医师须藤五百三，1935年1月11日鲁迅日志：“上昼同广平携海婴往须藤病院诊，并以《饮膳正要》卖与须藤先生，得泉一元。”鲁迅与须藤斗争甚密。鲁迅似乎合计，《饮膳正要》这么的书，更合适放在医师的书架上，于是飞快脱手了。

第六种情况是“易取”“作值”交换。

鲁迅保藏拓本之初，有时“易取”“易得”，即作交换。比如1919年4月10日，“至留黎厂，以王树枬专(同“砖”)拓片易得《崔宣华墓志》，作券三元”。有时习尚以重出拓本作值，购买其他拓片，事实上是先卖再买，根蒂指标也曾为了量入为出钱。这种情况，日志的终末一次记载是1920年1月16日：“以重出之《吕超志》拓本在留黎厂易得晋郑舒夫东说念主及隋尉娘墓志各一枚，作券四元。”

真义真义的是，自此以后，鲁迅再莫得将重出拓本和竹素“作值”或“作券”，而是成功支柱一又友，可能与其此时生活改善和骄矜身份商酌。

鲁迅与书店的关系，小而言之，反馈的是买书卖书的商品交换关系，大而言之，反馈的则是作者与社会的互动关系——精神消费、情面来回等。鲁迅与各色书店打交说念的历程反馈着书店业态的盛衰、出书文化的变迁、文学界阵势的冷暖，以及世间情面百态，是不雅察鲁迅人命的一个独特的窗口。拙著能在鲁迅先生的家乡出书，实属因缘，倍感运气。

(光明日报 作者：薛林荣亚星三公，系中国作协会员)